2019年4月10日-12日，集团胜利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梁勇董事长作了《凝心聚力 守正创新 继往开来，持续推动凤凰集团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报告，总结了过去五年集团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肯定了全体员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团结拼搏的巨大力量，继而研判了当前面临的局势，确立了未来五年发展的宏大战略和具体目标。报告实事求是，鼓舞人心，无疑将成为集团今后五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指南。
作为集团出版版块——凤凰出版社的一名十年龄员工，深受感召，反复阅读报告中“关于未来五年工作”的愿景及八个方面的工作举措，结合古籍整理出版业内生态和工作实际，进行回顾和思考，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
“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早在1981年4月，陈云在谈古籍整理工作时，即语重心长地指出。在我看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要之，古籍编辑要扎根时代，心系读者，与古为新，开拓出古籍出版事业新天地。
就我个人工作而言，当前主要是根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基础性出版项目、出土文献、古代社会档案、海外中文古籍、古籍数字化”五大方向的明确指引，做了三点突破。
一是在经典文献方面深耕细作，蔚成系列。比如《文选》这部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历来受到学人关注，其影响已远播东亚邻国，在整个汉文化圈占据重要地位。我以主持责编《文选旧注辑存》（20册）为契机，策划影印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朝鲜活字本六臣注《文选》、朝鲜版五臣注《文选》两种。今后将推动落实韩国奎章阁本《文选》、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残抄本《文选》、日本蓬左文库藏孤本《选诗演义》影印及尤袤本《文选》整理、《文选研究丛刊》等系列选题。以此做为选题垂直化管理的示范，推演到其他选题策划中去。
二是在出土文献方面积极争取，稳步开拓。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研治中国古史，学者至今奉为圭臬。20世纪以来，随着地方建设的兴起及考古发掘的有序推进，当然也有毋庸讳言的盗掘，简帛、墓志等出土文献越来越丰富，对研究历史及印证传世文献有重要价值。我广泛搜集信息，陆续签订了《隋唐石刻校注》、《五代石刻校注》、《西南大学新藏墓志集释》、《中国古代护林碑刻辑存》、《俄藏敦煌文献叙录》等选题。今后将以《金石萃编》为重心，推进《中国古代金石文献要籍丛刊》的策划出版。
三是对古代及近代社会档案多所关注，成功介入。古代社会档案具有唯一性、稀见性、不可再生性等特点，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是一项急迫的、繁重的工作。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将其确定为整理出版的方向之一，并在国家立项过程中优先考虑，对各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功不可没。借此东风，我签订了《九寨侗族锦屏文书辑存》（36册）的出版合同，又依托我社民国档案出版的积累，争取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冶萍公司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中“重庆卷”三万余面档案的整理出版，为谋划《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史料丛刊》打开了思路。
小到古籍编辑个体，大到一家出版社，甚至是出版集团，其相关古籍出版工作的谋篇及开展，都与国家古籍整理事业的大局息息相关。
首先，国家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一系列文件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指示。
其次，各级规划规范有序，政府财政投入逐年增加，国家级的像“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拟资助项目等入选比例、经费划拨都有了明显提高，财力得到了有效保障。
再次，越来越多踏实肯干的青年学者、编辑加入到古籍整理出版队伍中来，“80后”、“ 90后”逐渐成为主力，富有朝气的青年能与时俱进，作出了大量创造性的古籍整理工作，逐渐成为“文化自信”道路上的一支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将合力交织出一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锦绣衣裳。
第四，国际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学者“走出去”成为常态，尤其是国家大力推动海外汉籍回归，已见成效。
第五，随着科技进步，照相技术、印刷技术日新月异，一些学术价值、出版价值“双高”的出版项目，早年限于技术水平，出版效果难惬人意，影响了科研利用，汇聚最新成果，重新整合出版势所必行。
第六，数十年积累的古籍整理成果，为数字化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像中华书局古联公司开发的“中华经典古籍库”，联合凤凰出版社等，集中优质内容，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总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脱离不了时代背景，必然要符合时代精神，把牢政治导向，坚定文化自信，满足大众阅读新需求。新时期、新形势，要最大程度地揭示古籍的内涵，发挥其魅力，离不开改革、创新的通变之路。
首先，古籍编辑不能再固守“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编圣贤书”的模式，要及时了解国家关于传统文化的新政策，关注行业发展新态势。其次，古籍编辑要适应融媒体发展趋势，从选题策划到图书营销，全程参与，多方位宣传，诱发读者需求，须知“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书荒时代早已一去不返。再次，古籍编辑要实践分众阅读的理念，一部经典要“煎炒烹炸”以满足不同目标读者群的阅读口味。第四，古籍编辑要追踪最新的古代文史研究成果，及时反映在图书编辑中，把小到一字一句、大到思想观念的正确解读速递给读者。第五，古籍编辑要不断培养审美情趣，以适应变动不居的大众审美，要追求既有书卷气又寄寓情感的装帧设计。第六，古籍编辑要具备互联网思维，冲破传统纸质出版单一模式的束缚，两头兼顾，考虑为读者量身打造数字阅读产品。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是“为往圣继绝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我一直心存敬畏，以期不辜负整理者，不辜负读者，不辜负前贤往哲。在国家大力提倡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在集团既定目标的新征程上，个人以为新一轮的古籍整理规划将积极配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具体将在深入阐发经典精义，揭示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方面；在地方文献的整理、编纂，打造地方特色文化符号方面；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文化需求，创建全民阅读社会方面；在要籍译介、对外推广，坚定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等等，古籍整理工作顺势而为，必将大有用武之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因为有由衷热爱的事业，有前辈大家的精神感召、同辈翘楚的榜样示范，有增强专业能力、拓宽知识范围的自我要求，我将在古籍整理出版道路上奋勇向前，不辱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