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延安期间的学习，让我这个非中共党员，深刻地感受到了党性的光芒，并由此越发坚定向党组织靠齐的决心。党性中最为重要也最可能成为衡量党员干部标准的三个词为：英勇奋斗，忘我牺牲，开拓进取。这三个词对我而言，一直感觉是遥不可及的，也往往只能从特定的楷模和英烈身上看到，但是在当年的延安，这几乎是整个工农红军和全体党员的基本状态和要求，由此，一支战无不胜、化腐朽为神奇的队伍在延安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向全国各地蔓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延安这片热土上，重温1935年～1947年这13年的任何一个瞬间，都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受，更让人觉得热血澎湃、心向往之。这13年是把党性发挥到全新高度的13年，是解放战争和建国七十周年的精神基础。

作为一名从事出版事业的编辑，在延安学习期间，除了感受到党性的光辉依旧照耀着当下的每一个角落之外，也感受到了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和“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两句话一道组成的辩证式的精神高度和现实策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城市暴动到深入农村，从一次次大罢工到秋收起义等武装斗争，从创建江西红色根据地到艰苦卓绝的长征，再到陕北会师、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系列的过程在今天看来，全都是不可思议的，放眼人类历史，也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做到的事业，同时这期间也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无数的先烈先贤为此付出生命，全党全军多次陷入覆灭的境地。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已经深入共产党人的骨髓，由此形成的英勇奋斗，忘我牺牲和开拓进取，充分体现子每一位党员干部身上，每一天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凭借着这样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被高山巨浪般的困难压垮，反而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坚不可摧，也逐步实现了伟大的胜利。

与此同时，在延安学习过程中，我又深刻感受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句话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前瞻性。抓住核心矛盾，集中核心力量，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生动体现，特别是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认真分析敌我形势后，得出了进行持久战和开展敌后战场的伟大结论，并且从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全面准备，服务于全民族统一战线和持久战等等大局。这是全党全军思想的火花、智慧的结晶和胜利的保障。

由此，我不由得把自身的工作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处境比较起来，虽然两者差距巨大，但学习期间我越来越感受到的两者之间比较的合理性和启发性。

就我所从事的编辑出版工作、以及身处的江苏文艺出版社而言，在经历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辉煌之后，始终处在一种艰难的处境中，在互联网时代带来后更是有了生存的焦虑，相信在今后不久，随着新技术的广泛运用，江苏文艺出版社还将遭遇多次生死存亡的考验。在这样的情形下，放弃坚守、转身离开、改弦易辙、随波逐流等等都是相对容易的，但我们必须要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力量，要相信广大读者和人民群众对优秀作品的期待，相信人们对精神高度和纯度的追求，相信纸质图书无论是作为载体还是作为产品的不可替代性、重要性和传播力，相信党对思想宣传文化事业的长期重视和长久扶持。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力量，或许比不上延安时期的伟大领袖和革命先贤，但一样需要一以贯之，不屈不挠，并且以党性的精髓，即英勇奋斗，忘我牺牲，开拓进取来衡量自身的工作。

在新时代，我们面对的不是枪林弹雨和生死较量，因此，开拓进取显得极其重要，这既是一种精神追求，也是一种充满技术手段的工作方式。

与此同时，在相对困难和窘迫的处境中，更需要理清思路，明确目标，找准方向，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开展日常工作。就我个人所在的文学出版中心而言，需要把自身的定位牢牢确定在原创精品上，确定在文学专业领域，确定在主题出版范畴。与此同时，要明确方向后不断深入，而不是一直摇摆和尝试。貌似可以做的内容方向很多，但我们的时间精力财力有限，我们的目标也十分明确，即本土原创文学和主题出版，打造最具当代专业高度和一定程度垄断的具体产品线。所有有违我们目标的，并且分散我们力量的事情，无论来自什么途径，务必要及早杜绝。

对我而言，此次延安学习是一个起点，无论是对中国共产党延安13年的深入了解，还是对“延安精神”的学习体会，以及对自身工作的深层次思考，都由此而进入新的阶段，并将延续多年，不断探索。我相信经历此次学习交流和总结，我个人今后的工作学习都会进入一个新的状态，上升到一个新的强度，始终朝着党性要求的非凡境界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