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能参加本次凤凰学院组织的主题教育培训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结合的研学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是当下践行“四力”——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绝好形式。

很荣幸能与集团各单位济济一堂的英才一路同行，五天的行程紧张而充实，有序参观革命旧址，认真听取现场教学，大家相识相知，每一瞬间的定格，让我们结下了不能磨灭的革命情谊，必将在今后岁月的醖酿中变得醇厚。

结合集团未来五年发展规划与此次延安之行的所思所想，我汇报四点体会。

首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宋炜教授《延安精神及其时代价值》的专题演讲中，他列举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第一条即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是党性修养的基本原则。转化到出版上来说，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是党对出版工作的基本要求，考验着出版战线上每一位党员的使命和担当精神，我们必须不断加强修养，提高政治站位。八十年前，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简明扼要地指出：“共产党员在思想意识上进行修养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忠诚纯洁的、进步的模范党员和干部。”听一听这朴实的话语，在新时代依然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就我个人而言，跳出所处的古籍整理出版环境，我自忖还缺乏在其他困苦境况中锻炼自己，知觉新事物并正确判断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科书”，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无疑是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的，循此，我们处在当下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理应一如既往地自觉学习，自我改造，树牢“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将成为出版工作中谋篇布局、策划选题、审读书稿，有效处理各种问题的定海神针。

其次，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四天的行程，我们参观了枣园、王家坪、杨家岭、宝塔山、凤凰山等革命遗址，以及习总书记度过七年知青岁月的梁家河小山庄，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学习书院，并瞻仰了“四八”烈士陵园。在队伍行进中，在大巴座位间，在三餐饭桌上，大家分享着自己的思考所得。延安精神的重要体现之一——南泥湾精神，给我感触最深，“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八个字一直萦绕在心。这和我从小在胶东半岛的一个偏远山村长大，随父母过着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日常生活有关，与在座的绝大多数同仁都有过孟子所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原初阶段，所以奋发图强是我们的底色，是我们肩负责任、为持续推动凤凰集团高质量发展的奠基石。不必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相信，本次培训班各学员作为集团中坚力量的一份子，一定能学以致用，兢兢业业，在未来五年的工作中竭力贡献自己的智慧。

再次，养成敬业乐群的作风。

俗语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可以全身心投入到热爱的出版事业中，做出一点成绩，但力量毕竟有限，只有融入到集体中，才可能让自己强大，开创一番天地。借用《礼记·学记》中的话，敬业，亦需乐群。南泥湾精神中，正包涵着干群一体、戮力同心、共克时艰的优良作风。工作十年来，虽然像在座诸位一样，我在成长道路上也获得了一些荣誉，包括集团优秀党员、青年五四奖章及江苏省新闻出版系统劳动模范等称号，但我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时刻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以身作则，把工作做到实处，与同事甘苦与共、和衷共济，才能开创新局面。否则，任何称号无一不是失去了精气神的“死物”。“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难免会被逐出集团出版事业发展的大舞台。近年来我与几位同事逐渐在经典古文献的深度整理、碑刻文献由点成面的开拓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为申报国家项目储备了资源。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其实无言的榜样举动，有声的温润话语，何尝不能在关键时刻鼓舞士气，转化为凝聚力和战斗力，形成出版过程中的物质力量。

第四，实施德才兼备的出版人才培育、任用方略。

在此次延安行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时，我被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吸引，恍然后顿悟，原来博士期间就读的南京大学正门所镌八字秉承于此，自己三年的学习也受着一股延安精神的熏陶。这算是个插曲，回归正题，如同讲解员所说，“抗大”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黄埔军校”，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了大量人才，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均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成为各方面骨干，竟有敌军愿用数人之命换一名抗大培养的干部之命的说法。当今出版行业拓展迅猛，业务竞争激烈，完全是不见硝烟的战争，亟需切实有效的人才培养、任用方略。梁董事长在今年党代会上所作《凝心聚力  守正创新  继往开来，持续推动凤凰集团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报告，研判了当前面临的局势，确立了未来五年发展的宏大战略和具体目标，在实施的八方面工作举措中即有高瞻远瞩的人才方略。完全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党管干部、遴选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至上、公道正派”的根本原则。具体到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又有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八条的详细规范。

就我所在的凤凰社来说，承续着古籍整理出版的范围，1981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其中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关系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由此可见新时期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艰巨性、长期性。“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我们的事业如此，则要求我们作育、蓄积人才与之相适应，如两千年前的《易传》所言，要不断“进德修业”。“进”、“修”两个动词，让人感觉到一股孜孜矻矻、永不止步的劲头，希望与诸位同仁共勉，力戒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引明代大学者解缙联语“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所讥刺的主观主义学风。

年初接受《中华儿女》的采访，我有机会回望了自己由理转文的曲折来路，如今更坚定了自己承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担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因为有由衷热爱而敬畏的事业，有在座前辈的精神感召和同辈翘楚的精进不已，我将在出版道路上奋勇向前。